一是条件性——它是农村电商发展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脱离条件说模式是没有意义的；

二是针对性——它是人们针对农村电商实践中某些挑战和问题采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做法；

三是阶段性（或发展性）——条件变化了，原有的挑战缓解、新问题出现，农村电商的做法会应变而变。这是人们之所以对农村电商某某模式有1.0、2.0等说法的原因；

四是实践性——一个模式不能仅仅是想法、规划，它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做法，未经实践检验仅靠想法设计出来的模式，往往是立不住的；

五是创新性（或先发性）——它是在类似条件下为解决类似问题，率先实践、率先探索、率先总结而形成的、不同于此前及他人的做法；

六是可复制性——通过对特定做法进行归纳和提炼形成的模式，对人们在类似条件下解决类似问题可带来启发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

农村电商模式，有哪些？

纵观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确实先后出现过不少流传较广的模式。其中有一些在推动农村电商实践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业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也有的却是昙花一现，便泯然众人。有的模式开始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实践代表性比较强；也有的传播声量虽大，实践效果名不副实。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在农村电商发展中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探索，因缺乏必要的模式提炼或传播推广不足，未能让更多的人知晓，错过了可以发挥促进作用的最佳时机，这是非常可惜的损失。

人们对农村电商模式，显然是见仁见智的。在我看来，如果从对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的角度看，较为典型的农村电商模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

1、沙集模式为代表的淘宝村模式（从“十一五”开始延续到“十二五”）：这类模式针对的问题，是电子商务能否适用于农村和农民。沙集草根农民通过自主在淘宝上开网店创业形成赚钱效应，通过市场自发复制，实现技术扩散，并在乡村形成局部规模，即淘宝村。早期的淘宝村不止在沙集出现，比如，义乌的青岩刘村、清河的东高庄、沭阳的堰下村、临安的白牛村等。他们所依托的产业各有区别，但共同的特征都是市场驱动、草根创业、经自下而上野蛮生长在当地形成电商产业生态。率先对此完成理论提炼的沙集模式，成为他们的代表。而后，沙集电商因技术要素、参与主体、特别是政府扶持与规制、市场与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升级。今年，沙集所在县主管领导著书《沙集模式15年》，将沙集模式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沙集模式1.0、2.0、3.0）。

2、遂昌模式或赶街模式（从“十二五”初开始）：它产生于市场自发力量尚未完全具备的浙西南山区，针对的是如何用电商解决农村工业品下行、特别是解决农特产品上行问题，以及政府在促进电商发展中如何作为的问题。遂昌政府采取与市场相结合的做法，依托赶街公司，成立电商协会，在县乡村构建电商三级服务体系、物流体系、培训体系和农产品上行供给链。这些做法不仅为此后阿里农村淘宝所仿效，而且更是“十三五”时期国家以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推进农村电商的“规定动作”的参照。此后，遂昌赶街模式在实践中也不断演化，赶街曾在2018年前后提出“赶街3.0”版本。去年，商务部牵头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赶街再次受邀参与，为商务部起草指导文件，提供实践经验的支撑和政策建议。

3、陇南模式为代表的电商扶贫模式：它产生于农村电商发展条件更差、难度更高的贫困地区，形成的时间是从2013年的“433战略”到2016年秋国务院扶贫办总结推广陇南模式，针对的问题是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电商模式，能否落地中西部贫困农村，贫困地区如何通过规模化地发展电商解决农产品卖难，助力贫困农民脱贫增收。陇南探索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百姓创业+协会服务+微媒营销”的多主体联动机制，在学习和移植东部农村电商做法时，立足本地条件进行变通，形成更切合贫困地区实际的“多路带贫”的配套做法，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借鉴。2016年秋，在完成国务院扶贫办电商扶贫试点工作后，陇南模式也在经历转型升级。

4、武功模式：它产生于相对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和先发条件的西部农村（咸阳、从2013年开始），针对的问题是如何跳出本地资源的局限，抢占先机，布局和加快发展本地农村电商。武功县利用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打造和依托电商产业园区等农村电商载体，招引西域美农为代表的电商龙头企业和一批电商资源入驻，采取“买西北、卖全国”的做法取得成功。武功模式的创新价值在于，它为更多的农村地区如何在开放市场的理念指导下扬长补短，如何充分利用电商发展的契机重构地方发展新优势，率先探索了经验。

5、“南砀山北武乡”为代表的农村社交电商模式（2014年前后开始形成局部规模）：它产生于传统平台电商红利期结束和多平台兴起的农村电商环境，针对的问题是农村电商流量成本增大，开网店容易、交易增收困难，制约农村电商创业和电商扶贫。安徽砀山和山西武乡都是国贫县、农业县，当地政府、龙头企业、驻村干部和协会等，组织和培训广大农户和小型农企，通过用微信朋友圈、开微店等粉丝经济的方式销售农产品，以社交电商的私域流量突破传统平台的流量制约，并形成了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微商村，从技术上和业态上丰富了农村电商的实践。此后，社交电商逐步成为农村电商的标配做法，而传统平台电商也在向社交化转型。

6、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模式（2014年试点，2015年后分批开展，并以2016年商务部两项标准出台为标志）：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之下，它先后被用于一千多个“示范县”。该模式针对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快弥补贫困农村电商能力短板，助力电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它采取了政府主推+财政补贴+规定动作+严格审计等做法，逐年分批选择贫困县和老区县为支持对象，以整县推进的方式，动员和组织市场力量开展农村电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建设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促进农产品上行、开展电商能力培训等，开展农村电商扶贫。2019年，随着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对原832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主管部门又提出因地制宜打造农村电商“升级版”的要求。

农村电商模式，下一个是谁？

近年，农村电商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新探索、新业态，为人们从中归纳提炼新模式提供了实践依据。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

1、农产品直播电商：此类“新电商”目前发展火热，全国遍地开花，且方兴未艾。作为新技术应用和新电商业态，在不同的直播电商平台上，无论是网红、官员、MCN机构、还是草根的直播带货，在实践中均已涌现出大量成功案例，其中的一些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这些知名案例目前似乎还只是更多停留于案例层面，尚待超越现象的理论提炼、模式提升；

2、从田头到餐桌的O2O全供给链电商：其中，特别是电商平台在这个领域的探索，比如，在产地端，京东的“京喜农场”、阿里的“盒马村”、拼多多的“多多农园”；在消费端，美团等的农产品社区团购最令人瞩目。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平台在源头基地和供给链的组织与合作方式上的探索，似乎尚未完全定型，还存在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应的理论模式也有待总结；

3、规模化农产品的产业电商创新：近年农产品垂直电商、乃至单品产业电商有了新突破，其中较成熟的是广东徐闻菠萝的“12221模式”。它产生于一县一品的农业大县，针对的是产销对接和滞销问题。徐闻县采用政府搭台、平台运作，数据驱动，农商互联，产地与销地市场配合联动等多方式，大力开展徐闻菠萝的品牌营销，取得明显效果。但前期“12221模式”的理论归纳有待完善，特别是需结合疫情条件下电商营销的新实践加以完善；

4、消费扶贫+农产品保供促销新做法：在“十三五”后期消费扶贫的条件下，一些贫困地区为方便本地农产品对接外部消费扶贫购买力，探索以已建成的农村电商体系为载体，组建本地化O2O的农产品供给平台。在疫情突发、长期反复干扰正常经济运行的挑战之下，这类平台又增加了面向本地市场的农产品保供促销功能，有的还与本地消费端的社区团购结合。此类探索的新价值在于以电商助力畅通本地城乡市场产销的内循环，不过，从目前的实践看，从案例上升为模式，也尚待总结提炼；

5、农文旅电商新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农业新业态正在各地农村蓬勃兴起，许多地方正积极探索将农文旅与电商结合起来，一些新媒体平台也在积极与地方开展合作。其中，比较突出的做法，如抖音的“山里DOU是好风光”等。同样，这些实践做法，也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形成模式。

此外，在农产品批发渠道数字化、农业龙头企业电商化转型及“龙头+农户”的组织化创新、电商助力农业农村品牌化等方面，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案例有待总结提炼，成为农村电商新的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