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2019年10月，习近平在对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所致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2019年底，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我国不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更是在“非接触”条件下，维持了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这背后，是我国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和应用的赋能。本次新冠疫情意外的起到了助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包括提供场景、扩大应用、教育用户等）。疫情过后，同时出于提振经济和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的需要，国家提出要加大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截至5月底，我国已有20多个省份公布了规模达数万亿元的“新基建”建设计划。至此，以本次疫情为关键节点，在常态化防控需要、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进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
国家高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的主阵地。在产业层面，国家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到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1/3。在龙头企业方面，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中，90%都来自国家高新区，前10名企业中，有9家都在国家高新区。在园区层面，涌现了中关村自创区、杭州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等数字经济的典范园区。其中，杭州高新区提出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最强区，2019年数字经济营收有望突破3000亿元。国家高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的引领区，在探索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因此，最新的有关数字经济的国家政策，无论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还是“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都直接或实际依托国家高新区开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系统、高效、可持续的推动数字化转型，构筑数字时代的竞争优势，成为国家高新区下一轮发展的首要命题。
一、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容
对于科技园区而言，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板块，一个是产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政策范式，主要产业政策范式针对数字经济新规律的转型。前者属于生产力范畴，后者属于生产关系范畴。首先是产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这里又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纯数字内容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发展，也就是所称的“数字产业化”。如果说两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原子的生产和消费，那数字技术革命的本质就是比特的生产和消费。前两次工业革命将柏油马路、马桶、电视、汽车等物质产品带入我们的生活，这些产业门类和关联产业服务占到我们GDP的大部分。
但就工业化国家而言，随着城镇化渐进尾声，传统物质产品的市场渐进饱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来自虚拟产品，也就是数字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当前人们在网络上投入的时间越来越长，新一代互联网原住民天生具有网络付费习惯。当前，抖音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超过4亿，母公司市值超过5000亿元。所以，无论对于产业园区、城市还是国家，都要充分意识到未来的经济空间是在网络空间，那里将产生更多的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而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内容，就是培育强大的以虚拟内容生产为主的数字产业部门。
从物质产品消费到虚拟产品消费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部分是数字技术对传统部门的改造，也就是所称的“产业数字化”。实际上，纯粹数字内容生产部门就是一种对传统部门的数字化改造，只是这种改造更为彻底，像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一样，实现了完全的数字化替代。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数字技术对传统部门的改造，实现的是部分的数字化。当前，关于产业数字化更多指的是对制造业的改造，也就是产业互联网。制造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分为厂内数字化和厂间数字化，厂内数字化即建造智能工厂；厂间数字化即产业链或供应链数字化。前者主要通过引入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并实现机器通信；而后者则主要通过覆盖整个供应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
政策范式的数字化转型是为产业部门的转型创造发生条件和促进条件。实际上，数字产业部门的扩张对生产关系的改造，要远远超过产业政策的范畴。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对我们的就业、文化，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聚焦产业园区，因此主要是产业政策的数字化转型。
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范式
产业政策范式是由其产业的基本生产模式和竞争力内涵决定的。由于数字企业和工业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存在巨大差异，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也不同，因此，产业政策需要针对数字产业的规律进行转型和重构。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其生产本质是物料进出和加工。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大通量、高流转，来实现规模效应。在能够生产同一质量标准产品的条件下，工业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成本优势。对于标准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只要你成本足够低，你就可以拥有市场。只要你成本足够低，别人都会帮你建立产业。因此，对于工业企业的产业政策范式是持续的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其政策逻辑也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制造企业的成本结构进行对应分解。工业企业的成本主要在地租、物料、物流、能源和技术这几个方面。所以工业企业的产业政策也集中在降低地租、原材料、物流、能源成本和帮助企业改进工艺。
数字企业则完全不同，其生产的本质是数据的计算。数字企业以数据为主要生产原料，通过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产出仍然是数据。数字企业的核心资产是数据和算法。在拥有同等效率算法的条件下，数字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对更多场景和用户的占有。微信钱包和支付宝在产品和使用体验上基本没有差别，其竞争的焦点就在更多的场景和更高频次的应用上。与工业企业不一样，数字企业几乎只有固定成本，没有变动成本。在同一量级的应用频次上，用的越多，数字企业的成本没有增加，但收入会更多。而且企业的数据多了，又可以帮助企业改进算法，从而进入一种“正反馈”的增长循环。因此，对于数字企业的政策范式是持续的帮助拓展场景和应用，当然也包括帮助企业降低设备、研发、人才等各类的成本，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与之相应的构建政策框架的逻辑就是按照数据获取、数据处理和数据应用的环节，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支持数字企业发展的政策框架
三、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挑战
从数据来看，国家高新区整体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数字产业部门。然而从分布来看，这些数字产业和头部数字企业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新区，其分布不均的情况，要远远大于制造产业门类。绝大多数国家高新区还是以工业制造产业门类为主。对于这些高新区而言，仍面临以培育数字产业，构建数字产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但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园区将不可避免的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园区经济”模式的部分失效
园区经济模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现代工业生产配套条件的打造，包括厂房、道路、能源、污水处理等，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不可能全面铺开，在特定的小块空间，即园区内打造，成本上才可以接受；第二，对于以物料大进大出，并且基于产业链分工形成上下游关系的制造企业而言，天然具有空间集聚的倾向，因为这可以显著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工业企业主要从特定空间，即园区范围内获取资源，因此局限于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以上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园区经济”模式的有效性，本质上是因为空间与工业企业的生产和各类成本严重相关。而且，由于制造业对成本的敏感性，其存在持续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倾向，这给了落后园区通过承接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获得发展的机会。
然而，对于“云栖”的数字企业而言，物理空间距离恰恰是最不重要的。数据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传输，地球上任何两个点的信号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成熟，更是无必要在本地部署大量的服务器，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算力的共享和投射。无论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还是“做功”的算力，其获取都不必局限于园区范围之内。这是对“园区经济”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挑战。实际上，对数字产业而言，大型的平台公司事实上扮演了产业园区的角色，因为数据、算力、算法、流量，这些数字企业运营的要素和条件，都是平台公司提供的。产业园区除了提供数字企业的办公空间，宽带接入和人才的生活环境，能够做的，相对工业时代已经极为有限，且不那么重要了。
（二）数字产业存在较大的培育风险
当前，数字产业是各个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竞相追逐的明星产业。政府为发展出足够体量的数字产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但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尤其是纯数字服务产业的潜在风险可能远高于制造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字产业是一种集约的楼宇经济，并且其业务的扩张并不需要在当地布局生产基地，因此对物理承载空间的需求要远低于制造业。例如，汽车厂需要在不同区域建立整车生产基地，以降低物流成本，占领当地市场。
而微信被全国人民使用，也只需要广州的一栋写字楼即可。即使随着用户的扩张，需要增加开发人员和服务器，但这两项都需要不了多大空间。第二，数字产业本身进入发展减缓期和瓶颈期。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和平均上网时长都在去年达到顶峰。C端的需求空间已经相对饱和。被寄予厚望的自动驾驶、量子计算、3D打印等新应用和被称为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由于技术突破缓慢，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第三，数字产业的“马太效应”更加显著，任何一个垂直领域，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都会剩下一两家头部公司，形成单寡头或双寡头的市场格局。这意味着政府压宝某些创业公司，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以上三点，决定了无论高新区投入多大力度发展数字产业，但对于大多数高新区而言，将很难获得如意的数字产业规模，其投入很可能收效甚微。
另一个重要的潜在风险是，由于数字产业技术和产品的更新速率快，存在“后发优势”。一些关键技术何时突破，能够进入产业化阶段也不明朗。对于产业园区而言，切入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则意味着投入过高，过迟则可能错过机会。疫情之后，我国为提振经济，大力发展新基建，许多高新区都上马了的新基建项目。但设施建起来之后，什么时候能用起来，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能收到回报，会不会建好就落后，这些潜藏着风险。
（三）数字产业对税基和就业的侵蚀
产业园区对数字产业的大力追捧，是看到了数字产业的高增长，潜意识里认定数字产业是“真香”产业。但无论从税收还是解决就业的程度来看，数字产业可能没有那么“香”。首先，在税收方面，现有税制基于物理存在和传统价值链模式。数字企业其极容易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利润以逃避税收。2015年OECD发布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2018年又发布了《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报告。根据欧盟报告显示，数字企业的平均税负只有9.5%，而传统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3.2%，如果考虑到数字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效应，即减少的其替代的行业的税收。
数字企业的整体交税会更少。在就业方面，由于数字技术能够代替人类进行思考和决策，且数据和算法复制的成本为零，因此，数字企业实际上是自动化程度高的企业。数字企业能雇佣的人数要明显小于制造企业。例如，比亚迪2019年的全年营收是1277.39亿元，其全球员工人数超过20万人。而腾讯2019年全年营收3772.89亿，其员工只有5万多人。数字企业单位营收所雇佣的人数只是制造企业的十分之一。
四、高新区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基于以上对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容、政策范式和主要挑战的分析。考虑国家高新区科技产业园区的属性和在整个国家数字战略中的位置，对国家高新区数字化转型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联合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打造“物理-数字”园区共同体
前面提到，数字技术跨时空的属性本身对以特定物理空间打造为核心的“园区经济”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数字企业是通过网络从产出园区边界的更大的范围内汲取要素和资源，而那些提供云计算、云存储等产业互联网服务的大型平台企业，如阿里、腾讯和航天云网，他们不仅自己属于数字企业，而且实际上扮演了数字产业园区的角色。在传统科技园区并不具有提供数字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和其他线上孵化能力的条件下，传统科技园区必须采取与大型数字平台合作的形式，实现科技园区线下资源，如办公空间、人才、基础设施等，与数字平台企业线上资源，流量、数据、算力等的结合。建议国家高新区以“一对一”“一对多”与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探索合作模式，构建物理-数字园区共同体。
第二，推进数据开放与市场化改革，建立数据交易市场
数据是数字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没有数据就无以开展业务。当前，随着流量入口被几大平台巨头牢牢占据，获取数据和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沉淀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运营数据，缺少开发和价值转化。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首次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并设置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字资源价值、加强数字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的任务。拥有丰富的，低成本的数据或数据获取渠道，是提升数字企业孵化能力，从而提升园区对数字企业吸引力的重要方面。国家高新区要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推进数据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构建活跃的数据交易市场。这里包含三重目的：第一是构建激励机制，让更多的数据要素进入经济体系；第二是促进数据的流通和交易，放大数据价值；第三是通过开源、公开交易和补贴等形式，持续降低数据的获取成本。
第三，完善场景试验的设施条件，构建全域场景试验区
2014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的书籍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认为，五种技术力量---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的联动效应，使得“未来的25年，互联网将进入新的时代——场景时代”。数字产业的孵化逻辑与制造业不同，制造业是“技术先行”或“产品先行”，而数字企业的孵化则是“场景先行”。场景试验同时能够起到帮助数字企业熟化技术、优化产品和服务，打磨商业模式和开发用户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特定范围内的场景试验也为政府针对新模式、新业态的数字治理提供了试验空间。因此，国家高新区推进数字化转型，要致力于构建丰富的试验场景，在范围上，可以最大范围打造全域场景试验区。在具体任务上，除了完善硬件基础设施条件，例如5G通信场景、无人驾驶道路等，还要构建相应的制度软件，例如放松无人机的低空域管制、人工智能医疗诊断的免责、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等。
第四，先行探索数字经济立法，打造数字治理引领区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占到GDP的三分之一（34.8%），而且这样的比重还会继续扩大。一面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面，数字经济的治理，尤其是法律法规的建设却非常滞后，这不仅不利于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使得社会直接暴露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之下，诸如垄断、隐私安全、价格歧视、就业冲击等，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完善数字经济的相关立法，不仅对于保护社会非常重要，也对维持产业活力，促进产业良性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国家高新区作为数字经济的先行区，理应在数字经济立法和更广义的数字经济治理方面做出探索。其中的重点议题包括：数据要素的确权、保护和参与分配、数字企业反垄断、数字企业税收规则、数字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此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大数字领域人才培养、加大数字企业的投融资支持等，也是国家高新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作者系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编选：网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