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我国政府对各个产业的互联网应用高度重视。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视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制造业的“互联网+”高度重视，并出台了大量关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指导性文件。我们认为，“互联网+”行动的核心是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对B端进行改造提升，改造的对象不局限在工业领域，在农业和服务业也大有可为。特别是，服务业的产业互联网应用不仅能够大幅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还具有重要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从工业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服务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渗透融合，统筹推进服务业和工业的产业互联网化，推动互联网应用从工业领域拓展到所有产业，不仅必要，还十分迫切。我们亟需把工业互联网战略拓展升级为产业互联网战略，系统推进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1、服务业在促增长和稳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占GDP比重为53.9%。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日益明显。从2015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53%），到2018年时接近60%（59.7%），是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就业来看，服务业更是绝对主力。2018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938万人，占比46.3%。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5515万人，第二产业减少1850万人，而服务业增加8248万人。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700万人，就业压力之大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因此，推动服务领域产业互联网应用，具有促增长、稳就业等价值。

2、产业互联网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一剂良药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普遍的观点是，当经济转向服务化阶段时，其生产率可能会趋于下降（Fuchs，1968；Baumol，1967；Anne-Kathrin Last and Heike Wetzel，2010）。这就是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Baumol's cost disease）。因此，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Baharom, A.H. and Habibullah, M.S.，2008），一项对英国与美国自1870年以来长期生产率增长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Stephen Broadberry, Sayantan Ghosal，2005）。Joe P. Mattey(2001)指出，在1977-1996年间，美国的服务业人均产出以每年0.5%的速率下降，而劳动力成本以每年6.9%的速率上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最慢的，尽管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服务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所指出的，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除了在生产率领域，这就是著名的“索洛生产率悖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1987）也指出，计算机使用的巨大增加并没有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统计表明，从1961～1973年，18个OECD成员国全员生产率平均从每年3.25%下降到1974～1992年的1.09%，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1974～1992年的1.81%，美国也有类似现象。Robert J. Gordon(1996)指出，在1950-1972年间，美国的制造部门每小时产出增长率为2.9%，1972-87年间，增长率下降为2.2%。与此相对应，1950-72、1972-87、1987-94年间私人非农业非制造业部门的每小时产出增长率分别为2.1%、0.4%、0.8%。对这些问题可能的传统解释包括：石油危机的冲击、劳动力质量的下降、低的投资、基础结构的老化、资源与知识的贫乏。

随着互联网大规模应用，经济学家发现很多服务领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Jack E. Triplett and Barry P. Bosworth(2003)指出，在1995年之后，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远远快于商品生产部门，其结论具体参见表一。如果从总产出水平来考察，在服务业内部的子行业中，经纪业与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快。他们认为，Boumal提出的成本病已治好。在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中，IT资本深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在服务领域推广产业互联网，能够治愈服务领域的成本病，支撑服务领域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表一美国商品生产部门与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MFP增长

资料来源：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s Industries: Trend and Measurement Issu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TABLE 1.

3、产业互联网：从效率提升到公共价值

从服务业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基础来看，2018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比重为35.9%，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是三大产业中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但从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来看，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保险、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的数字化水平超过50%，而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服务、餐饮业等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低于10%。因此，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具有较大的空间。

从产业互联网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来看，其价值其实已超越了效率的提升。因为服务领域的特殊性，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在提高效率、提升社会生活质量、增加均衡性、减少社会浪费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些甚至没有体现在官方计算的生产率基础之上。例如，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健康保健业的生产率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20%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比1960年下降了近40%。而事实上，许多新的药品、设备和诊疗手段不断地被发明出来，使现在的医疗诊断更精确、病人留在医院的时间更短、治疗的痛苦更小，这些都意味着节约了巨大的成本和为病人带来了便利，但建立在诸如医生、床位等指标上的传统统计指标无法计算服务质量的变化。因此，在研究产业互联网在服务行业的应用时，需要对其公共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使对产业互联网的应用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价。

二、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服务业的案例

产业互联网在服务行业的应用，其核心是对服务进行全链路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改造，这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1、生活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消费互联网在生活服务行业的应用，其核心是对消费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导消费者形成线上消费、线上体验、线上支付，完成服务过程。这个过程对消费者更便利地享受服务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如前所述，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率无法快速提升，从而产生成本病。而产业互联网是对服务的整个链路的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再到上门服务的精准化，再到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到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这个过程，不但提升了服务效率，而且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能更好地保障社会基本生活，提升消费品质，重新定义城市生活。从需求侧来看，家庭小型化将改变原有的超市一次化规模化采购的购物模式，城市商业布局形态将进一步适应这种小批量多批次采购的形态，利用产业互联网对服务业供给侧进行改造，使服务领域能够提供更为灵活的服务机制，对城市布局将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也将进一步降低消费者采购的时间成本。根据《上海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显示，居民对于蔬菜食品类的购物地点选择，其时间成本因子最高为0.778，而日常用品为0.635，大型家电为0.457，高档服装为0.302。在所有品类中，日常食品生鲜采购的服务体验性最差，对该品类的购物时间持续降低，并对购买时间和效率要求不断提升。而运用产业互联网，使很多购物环节实现在线化、智慧化、配送即时化等，降低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预约服务，结合数字技术对店面、对服务供应链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改造，也将极大地改善到店服务的体验。很多服务业的特点是需要面对面服务，这需要消费者到店体验。而消费者到店过程，又面临着排队等问题，影响服务体验，通过数字化预约、门店智能化改造等，能够改善消费者体验。而在新冠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到店服务改为到家服务，也是一种可能的模式。城市生活模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对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极大的改善。

第二，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将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改善城市空间布局，缓解城市交通。服务领域大规模推广应用产业互联网，将以5G等为基础设施，并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从而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落地问题。餐饮外卖、生鲜电商、即时配送、预约服务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度，随着即时配送网络的不断完善，即时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将改变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布局原有的矛盾是人群聚集会带来服务的便利，但人群聚集也给消费过程带来不好的体验。而利用产业互联网对服务行业进行全链路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改造，将解决这一核心矛盾，使城市布局模式得到改善。如果推动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居民的出行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将对城市交通状况发生影响，改善城市拥堵、停车难等情况，并为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出行体验，这对城市空间布局本身也会形成一个反向的作用，推动城市布局更合理。

第三，推动生活服务行业聚合发展，提升效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均衡服务资源配置，创造公共价值。生活服务业的特点是区位依赖性，很多服务设施可以在小区域范围实现垄断，因而其提升服务效率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有很多服务的产生具有随机性，供需难以精准匹配，经常出现服务资源闲置与排队等待服务并存的情况。“新服务”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LBS（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为实体服务店重组优化供应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利用价格、服务时间等多种方式进行精准组合，全方位调度服务资源，解决本地生活行业供需不均衡、不匹配问题。例如，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结合店面的数字化技术，加上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上的服务资源调配系统，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灵活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服务资源，可以实现精准服务、准时服务，避免服务资源的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等待。

第四，产业互联网应用到服务领域，能够使服务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国的扶贫攻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这个过程中，很多贫困地区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工具，结合其线下的基础设施完善，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农产品直销等快速发展，从而为扶贫攻坚的长效机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旅游行为的线上化，从前期的预订，到游中知识分享，游后的评论等，都将旅游等产业与产业互联网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化虚拟景区催生“云游览”现象（如武汉大学开启5G+VR“云赏樱”、故宫开展云浏览）。VR/AR、AI、5G等数字化技术向旅行预订应用场景渗透，实现虚拟景区游览，提升消费体验。这些都将改变旅游的方式，使旅游在扶贫攻坚、带动经济发展、稳定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

2、社会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社会服务是指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依靠多元化主体提供服务的活动。社会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前景广阔，公共价值巨大。例如，通过在线教育，对提高教育的效率、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腾讯会议等互联网办公工具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教学工具。

第一，提高服务效率，为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作用。社会服务的大部分领域，如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都与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有着直接关系。但是，这些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效率提升有限。而通过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更好地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以医疗为例，我国在疾病早期诊断等方面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均衡、部分地区的早期诊断普及率低等问题。而依托产业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地区做好早期诊断工作。如“腾讯觅影”在癌症早期诊断、医疗影像大数据应用等诸多方面，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利用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点，提升服务效率。这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在教育领域，引进产业互联网技术，能够极大提升教育效率，推动社会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在文化、体育等诸多领域，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均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极大的效率提升。

第二，均衡服务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距。社会服务业当前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仍然存在，不匹配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求分散，而供给相对集中，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需在时空方面的差异因素。应用产业互联网，能够部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分析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提供更符合需求的文化产品。又如，在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方面存在着优质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一般资源供给过剩。通过应用产业互联网实现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能够解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第三，推动时间银行等社会服务模式创新。社会服务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较大。例如，在家政、托育、养老等领域，可以依托产业互联网，引进时间银行等新服务模式。

3、生产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工业互联网强调工厂内部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以提升生产流程的效率。而产业互联网在生产服务领域的应用，更多地强调对工厂外部的研发、物流、营销、财务、供应链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的服务往往由专业服务机构面向多家生产企业进行提供，因而其不但能够提升服务效率，也会给社会带来公共价值。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提高生产的柔性化水平，从而推动企业更加灵活转产，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并减少摩擦型失业。例如，在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使企业实现快速的转产，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为社会防疫作出了贡献。例如，海尔旗下COSMOPlat联合各生态资源方共建、共享“企业复工生态链群”，协助海思堡集团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型，3天实现了火线复工转产医疗防疫物资。又如，通过紫光工业互联网的工业设备物联平台，能够通过平台采集的设备数据了解产线实时运行状态，对产线设备进行远程运维和智能诊断，为其口罩生产过程提供远程技术保障。品控云服务通过AI视觉检测口罩正反面污渍、焊点衔接口、尺寸、排齿、瑕疵等问题，剔除不良品，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产业互联网平台有力地助推了企业转型生产防疫物资。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提高创新效率，加快创新扩散，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生产研发水平。互联网在产业领域的应用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最开始时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商业流程中某环节的直接替代，从而提高该环节的效率。然后是通过简化或者重构的方式对商业流程的再造和优化，推动商业流程的创新，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再然后对生产流程的信息化与互联网化，提高生产效率并推动生产过程与企业供应链、营销链的全面对接。再然后，产业互联网推动了供应链的智能化，实现价值链的全过程数据化。产业互联网也将推动企业创新向2.0阶段转化，即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模式，从单一环节创新向全面创新转化，从单一部门创新向全员工创新转化。例如，“云设计平台”，通过整合各类设计资源，通过将资源虚拟化、任务分解化、设计互动化、交流社区化等模式，不但提高了创新的效率，而且加快了创新的扩散速度。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推动物流、金融等资源与产业领域更紧密地结合，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例如，以供应链的智能化，推动“智慧物流”应用，推动协同制造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物流支持。又如，在产业互联网应用的基础上，实施“科技创新中心+龙头企业+产业金融”的平台组合行动，着力打通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建设财政股权投资资金、社会专业化产业投资基金、银行信贷资金相互结合的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与产业互联网相关的金融服务包括第三方支付、金融超市、供应链金融、与银行体系相串联的整体金融体系、以及部分沉淀资金带来的有可能转化为资产管理的部分（如现金流管理、众筹等）、开展和主业相辅相成的孵化基金、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策略基金。产业利用金融工具，可以发展成为产业资源的聚合器、资产规模的放大器、业务创新的孵化器、业绩增长的驱动器。通过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相互渗透与支撑，可以达到串联整个生态圈、盘活存量、重塑产业结构的作用。

三、关于加快发展产业互联网的一些建议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有着巨大的公共价值。因此，需要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将这种公共价值更好地发挥出来。

第一，出台一个统一的产业互联网促进政策。近年来，我国在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在服务业领域，主要的政策分散在《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等一些政策文件中，对于服务领域产业互联网发展，仍缺乏统一有效的政策。因此，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出台统一的产业互联网支持政策。

第二，推动部门协同、区域协同，以数字化转型打破服务的资源约束，扩大服务资源供给。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首先是服务资源数字化、服务主体数字化以及服务数据的共享开放。而这些方面，现在都面临着很阻碍。以远程医疗服务为例，既涉及到医疗部门与信息化部门的协同，又涉及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这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打通这些资源。又如，健康、体育与养老等服务领域，往往需要共同的服务基础数据，这些都需要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第三，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打开了企业流程的黑箱，为金融支持产业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对服务领域而言，在产业互联网应用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资产，往往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通过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对企业的生产流程、客户需求等都实现了可视化，这为金融支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政策层面，要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抓住这一机遇，加大为产业服务的力度。

第四，研究系统性地放松管制。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构建监管体系。针对服务线上化的趋势，要研究相关市场准入政策的问题。产业互联网应用之后兴起的在线娱乐、在线文化服务、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等各种新兴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研究更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市场准入政策，推动其有序发展，尤其是避免将线下僵化的市场准入政策直接套用到线上，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要加强动态监管，例如，对教育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互联网等，要在信用制度建设、质量评价标准、内容动态监管、责任体系建设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

第五，推动与产业互联网应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对基础设施的概念本身是一个更新。大量的基础设施是以软件、平台、算力、数据库等方式体现出来，而不同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对这一类基础设施，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其快速发展。尤其是要重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政企合作。

综上所述，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除了效率价值之外，更有着重要的公共价值，因而，需要在理论上、政策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产业互联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 编选：网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