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自从2014年开启以来，互联网医疗经历了两轮过山车式的发展，发展理念也从最初的颠覆变为补充。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开启，互联网医疗的需求高峰已过，市场面临再次转型。

中国的互联网医疗主要以互联网公司为主导，意图采取与消费类似的改造模式从外部切入医疗服务的流程。这一点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虽然也喊出类似颠覆式创新的口号，但其主要围绕雇主和商业保险公司向雇员和保险用户提供健康福利，这包括在线问诊、慢病管理和行为健康管理等服务。这是一个纯粹的外部市场，与整个医疗服务流程并没有紧密的协同，可以说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市场。

但中国是一个医保全覆盖的国家，企业并没有可以进行自保的选择，除了体检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之外，大部分企业没有采购其他健康福利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互联网医疗在中国想要创造一个类似美国这样规模的市场是非常困难的。既然在原有医疗市场体外难以创造规模化收入，就必须直接切入整个医疗服务流程，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医疗的早期投资愿景是以颠覆医疗体系来预测市场趋势的。

但是，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立医疗服务为主导的，市场和人才流动的管制相对宽松的国家，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尚且只能在体外发展。中国这样一个以公立为主，市场和人才流动高度管制的环境下，互联网医疗要想切入其中的挑战要远大于美国。

因此，在挂号、在线问诊、慢病管理等院外服务都难以获得真正的规模化收入之下，面向院内的服务一度受到热捧，比如医疗信息化和单病程管理等。但这些面向院内并延伸到院外的服务受到诸多的制约。特别是高度管制的医疗市场下，各类服务的规模很难出现快速增长，面临一个较长的瓶颈期。

除了政策管制，利益冲突和长链条都决定了互联网医疗很难从外部突破。中国医疗服务的链条较长且环环相扣，医院正日益变成全能型的服务机构，如果叠加上医联体和医共体的发展，一个医联体可以完成从前端问诊到后端康复护理的全链条治疗。事实上，只有欧美的医疗体系更注重强调服务的专业化和效率，将医疗服务链条的每一个部分都切分开来，这才发展出了独立实验室、独立影像中心、独立放疗中心和以处方药为主的大型药店。

而东亚地区本身更强调医院的全能化，这也引发另一个问题，即使医生自由执业能在全能型医院市场下获得发展，其对医院的依附程度要远大于其他更专业化的市场。

因此，医疗服务流程的整体利益已经固化，如果从外部切入流程中，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当然，如果能给医院做增量，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优质医院的品牌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不需要从外部导流，而需要外部导流的医院都是本身就缺乏吸引力的。而无论是药品还是检查，都是医院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将这些利益拱手送人，外部很难真正去撬动。所以，互联网医疗能从固化的医疗利益中获取的收入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市场对能规模化增长的想象力。

当然，本质上来说，互联网医疗在中国不仅代表互联网公司，而是代表了整个院外市场的力量，互联网只是其希望突入医疗服务链条的一个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可以容纳这么多非医疗服务的概念。在美国市场，互联网医疗只包括医疗服务，药品流通和零售以及信息技术等都不在这个范畴内。

概念庞杂也有好处，只要能做出规模，任何公司都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互联网医疗公司，从而获取科技股的高估值。从实际营收来看，药品和保健品的销售才是市场变现的可行路径，这也是一个完全院外的市场，主要受到个人保健消费的需求推动。当然，疫情的发生也助推了院外药品消费需求的上升，但随着疫情的退去，互联网医疗的第二波高峰已经结束。

随着科技股估值的下降，互联网医疗需要向市场讲述新的故事。虽然卖药仍是在互联网医疗概念下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什么样的服务能够取得更大规模仍是市场最为关注的。一方面，随着医院受到多重冲击，有恢复收入增长的需求，互联网仍有导流和提高服务管理效率的工具价值，这为互联网医疗创造了一定的可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院外市场是否能在疫情后维持原有收入的增速将有助于观察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