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近日，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天津外国语大学指导，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隆重开幕。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会长、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张伟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会长、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张伟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服务商”，我国服务贸易正经历历史性跃升。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既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一、以试点创新突破引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自2016年起，我国部署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将其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和“压力测试场”，通过试点先行、经验推广，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四梁八柱”逐步筑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试点先行探路，构筑创新发展四梁八柱。
我国先后在多个地区部署数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各试点地区立足自身优势，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差异化实践，从制度、模式、平台、政策四个维度精准发力，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1.制度创新破壁垒，释放市场活力。试点地区聚焦体制机制梗阻，大胆推进改革突破。在管理体制上，探索建立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和监管分割，凝聚发展合力；在市场准入上，依托自贸试验区框架，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重点领域推出多项开放举措，如允许设立外商独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放开国际船舶管理领域外资股比限制等，大幅提升开放深度；在通关便利化上，针对服务贸易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不同模式特点，探索更加灵活便捷的监管方式，显著提升贸易便利度。
2.模式创新育动能，壮大新兴业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以模式创新激活发展新动能。大力培育数字贸易、版权贸易、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服务业态，支持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积极探索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管理模式；推动传统文化服务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数字内容、动漫游戏、网络视听等特色产业集群；推广“互联网+服务”模式，助力传统服务贸易借助数字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拓展发展空间。
3.平台创新搭桥梁，拓展合作空间。着力打造多层次、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已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成为引领中国服务开放合作的核心平台；各试点地区结合产业特色，培育形成文化、数字服务、中医药等一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构建起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载体；积极发展服务外包，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协同出海，实现双向赋能、联动发展。
4.政策创新优生态，强化保障支撑。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生态。加大财政资金精准投入，重点支持服务贸易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落实并完善服务出口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等特色产品，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提升数据准确性与时效性，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引育，夯实人才保障基础。
（二）全域推进跃升，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经过多轮试点探索与全国范围推广，我国服务贸易实现规模、质量、竞争力同步提升，开放合作格局持续拓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发展答卷。
1.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彰显。2025年1-10月，服务进出口总额已达65844.3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出口增长14.3%，逆差同比大幅减少2693.9亿元。结构升级态势尤为突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25年1-10月进出口额达25121.5亿元，同比增长6.4%，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附加值高的领域增速显著，服务贸易“含金量”不断提升。
2.竞争力持续增强，“中国服务”品牌唱响全球。传统优势领域根基稳固，建筑工程、航运物流等领域“中国服务”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新兴领域亮点纷呈，数字平台、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特色服务出口加速突破，文化、中医药等服务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服务”的国际认可度与影响力持续提升。
3. 经验全国推广，发展格局纵深拓展。试点地区探索形成的“负面清单”管理、保税研发设计、跨境数据流动分类监管等数百项创新经验，分批次在全国复制推广，有效完善了全国服务贸易监管与促进体系。同时，各试点地区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北京聚焦科技创新与数字贸易，上海深耕金融与专业服务开放，海南探索全域旅游与健康医疗，成渝地区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形成了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发展态势。
4. 开放能级提升，国际合作深度拓展。在履行世贸组织承诺基础上，我国主动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服务贸易章节落地生效，主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实际行动展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心。通过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我国不仅为自身服务贸易发展注入全球动能，也为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以数字贸易创新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是紧密关联的贸易形态，数字贸易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驱动力，它通过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并拓展了服务贸易的边界。国家高度重视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从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安排，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清晰勾勒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路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数字贸易已然成为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升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一）发展数字贸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时代。数字贸易依托信息网络实现实体货物、数字产品、服务及数据的跨境交换，打破了传统贸易的时空限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扩展了市场边界。发展数字贸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乎我国发展全局与未来竞争。
1.发展数字贸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力引擎。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与全球网络的深度融合，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
2.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数字贸易不仅催生了跨境电商、数字内容、在线服务等新业态，更通过数据流动和技术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产业附加值。
3.发展数字贸易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抓手。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主动参与并引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4.发展数字贸易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必然要求。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发展数字贸易，促进数据要素安全、有序、高效跨境流动，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途径。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数据资产正经历从“无形资源”到“可变现要素”的本质跃迁。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正处于关键跃升期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正站在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节点，既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也面临着提质增效的现实挑战。总体来看，优势与潜力并存，机遇与考验同在。
1.发展动能强劲，数字贸易实现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规模持续攀升、结构不断优化，已稳步跻身全球数字贸易大国行列，成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数字服务贸易额等核心指标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数字贸易市场体系，展现出三大突出亮点：一是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增长势头迅猛。以软件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云计算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为代表的数字交付服务，凭借其跨时空、高效率的优势，成为数字贸易增长的“主引擎”，不仅满足了国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也在全球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二是跨境电商全面融入外贸发展新常态。跨境电商已从最初的消费品零售领域，逐步向B2B领域、制造业领域深度延伸，形成了“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发展格局，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拓宽了“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通道。三是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筑牢支撑底座。以算力网络、数据中心、算力租赁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加速发展，形成了“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协同共生的生态模式。这不仅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更让中小企业能够便捷、低成本地获取优质算力资源，有效破解了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瓶颈。
2.要素禀赋雄厚，但深度开发应用存在短板。我国作为全球数据资源大国，拥有海量的工业运行数据、居民消费数据、政务服务数据以及各类场景化数据，这是数字贸易发展最核心的战略资源和独特优势。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据资源向价值要素的转化效率仍有待提升，大量数据的潜在价值尚未充分释放，主要存在两大短板：一是数据资源“沉睡”“孤岛”问题突出。当前，我国数据资源虽总量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真正经过规范清洗、脱敏处理、精准标注、关联整合，形成标准化程度高、数据质量优、权属界定清晰、可机读可复用的数据资产的比例仍然偏低。大量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领域，处于“沉睡”状态或“信息孤岛”之中，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数据资源的规模化优势难以发挥。二是数据要素价值化链条仍需完善。当前，我国在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数据质量标准制定、数据交易流通机制、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等关键领域，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从原始数据到可贸易、可赋能的价值要素，需要经历“采集汇聚-存储管理-治理加工（清洗、整合、脱敏、标注等）-分析建模-场景应用-价值实现（交易、赋能）”的完整链条。而在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面临着技术瓶颈、标准缺失、合规风险、成本高企等多重挑战。
3.核心挑战凸显，提质增效任重道远。除了数据要素开发应用的短板外，我国数字贸易在向高质量发展跃升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四大核心挑战：一是核心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核心算法、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风险，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融合深度不足，难以完全支撑数字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二是高端数字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当前我国数字服务出口仍以中低端服务为主，在高端咨询、数字金融、高端研发设计、跨境数据服务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供给能力相对薄弱，难以满足全球市场对高端数字服务的需求。三是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随着数字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数据跨境流动需求日益增长，但我国目前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制定、监管模式、安全评估、国际互认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仍不健全，既影响了数字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也给数据安全带来了挑战。四是数字贸易专业人才缺口较大。数字贸易是典型的“技术+贸易”复合型领域，对既懂数字技术、又通国际贸易规则，还熟悉跨境数据合规、多语言沟通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当前这类人才的培养速度难以跟上行业发展步伐，人才缺口已成为制约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全力构筑数字贸易国际竞争核心优势
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核心在于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转型重塑产业竞争力。以创新为引领壮大数字贸易规模、提升数字贸易质量，不仅是培育外贸新动能的战略选择，更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1.强化数字贸易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坚持立足全局做好顶层谋划，确保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一要将数字贸易发展纳入全国高质量发展总体布局。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实施路径，推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合，形成“数字贸易+产业”协同赋能的发展格局。二要健全数字贸易政策支撑体系。统筹推进贸易、产业、科技、人才、安全等领域政策协同，尤其要衔接好工信部发布的《场景化、图谱化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参考指引》等关键政策文件，将场景化、图谱化的科学方法贯穿于数字贸易与产业融合发展全过程，破解政策壁垒，优化发展环境，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三要强化精准施策思维。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分类指导、梯度推进，避免“一刀切”，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2.以技术创新驱动数字贸易提质增效。一要集中力量突破数字贸易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推动前沿技术在数字贸易全链条的深度应用，优化贸易流程、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二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数字贸易业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向高端化、精细化升级，培育数字内容、数字创意、跨境数据服务等新兴增长点，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三要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数字贸易创新体系。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创新—应用—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3.激活数据要素与算力的赋能价值。一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依托参考指引“一图四清单”框架，重点完善数据要素清单管理，建立健全数据产权界定、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安全保障等制度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跃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效率、创新贸易模式等方面的价值。二要统筹布局全国算力网络建设。推动算力基础设施集约化、绿色化、普惠化发展，构建“东数西算”协同联动的算力格局，提升算力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三要大力推广算力租赁等创新模式。通过创新模式降低中小企业获取算力资源的门槛，让算力赋能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为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4.构建开放协同发展生态。一要强化链主企业和平台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其发挥技术、资源、渠道优势，搭建开放型数字贸易生态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转型，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发展格局。二要培育壮大数字贸易专业服务体系。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法律咨询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发展，为企业参与数字贸易提供全链条服务。三要深化“政产学研用金”联动机制。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制定行业标准、提供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指引要求培养数字贸易复合型人才、突破关键技术；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贸易模式；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形成多方合力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四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拓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空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我国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三、以生产性服务业升级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向制造业等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的关键产业，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架构”，更是衔接数字贸易与实体产业、提升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是强化数字贸易赋能效应、筑牢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战略举措。
（一）正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短板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在企业梯队建设、营收增长动能、盈利结构质量、创新研发投入等关键领域仍存在显著差距，成为阻碍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1.企业的“规模优势”难掩“结构短板”。202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1059家，美国1497家。其中：信息业中国437家，美国372家；金融业中国120家，美国751家；批发零售业中国196家，美国228家。中国“信息传输业数量优势”源于中小科技企业密集，但缺乏美国谷歌、微软等“技术+生态”型巨头，呈现“小而散”特征；美国金融业覆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供应链金融等全链条，中国金融业仍存在“重信贷、轻服务”倾向；批发零售业，中国多停留在“商品集散”层面，数字化供应链、跨境贸易服务能力弱于美国。
2.营收“增速断层”暴露“竞争力瓶颈”。202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营收20.3万亿元，美国85.5万亿元；中国连续两年下滑（2024年降0.5%），美国连续四年增长（2024年增8.5%）。营收差距扩大并非“需求不足”，而是“服务附加值”偏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多聚焦“基础服务”（如简单物流、常规软件外包），美国则主导“高端服务”（如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跨境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运营），单位服务产值差距达3-5倍。
3.盈利“结构失衡”折射“产业生态偏科”。202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净利润率15.9%，高于美国7.1个百分点（但剔除金融业后仅4.3%，低于美国2.4个百分点）。其中，中国金融业净利润率30.6%（美国13.3%），信息传输业净利润率仅6.6%（美国16%）。中国“高盈利”依赖金融业“政策红利”，金融业利润集中于传统信贷利差，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值服务”供给不足；美国金融业利润虽低，但通过“规模效应+服务广度”支撑实体经济，形成“低利差、高流转”的健康生态。信息传输业“低盈利”暴露“技术含金量不足”，中国企业多从事“低附加值的技术代工”（如简单软件开发、数据标注），缺乏美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壁垒”（如AI算法、工业软件架构），难以通过技术溢价提升盈利。
4.研发“投入不足”制约“创新突破”。202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费用1930亿元（美国21800亿元，中国不足美国9%）。研发差距本质是“创新导向”差异，美国企业聚焦“基础研发+长期创新”，中国企业多倾向“短期应用研发”，缺乏“从0到1”的技术突破；金融业研发薄弱反映“数字化转型滞后”，美国金融业通过研发区块链、智能风控系统提升服务效率，中国金融业在“产业金融数字化工具”（如供应链金融平台、知识产权质押系统）上投入不足，难以匹配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需求。
（二）努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立足我国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需从创新驱动、数实融合、开放合作、生态优化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坚持创新驱动，攻坚价值链高端环节。一是聚焦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商务咨询等关键领域，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驱动型高端服务；二是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与运用，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服务品牌和领军机构；三是支持企业参与国际高端服务项目竞争，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打破国际高端服务市场垄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深化数实融合，强化赋能核心作用。一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自身数字化转型，加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提升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二是依托工信部《场景化、图谱化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参考指引》，精准对接制造业等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开发定制化、集成化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化服务、共享制造、跨境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数字贸易、制造业协同发展。
3.推进高水平开放，主动参与规则构建。一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扩大生产性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开放，积极吸引国际高端服务资源落地，通过“引进来”带动国内服务水平提升；二是主动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和服务贸易标准制定，推动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和数字贸易全球化拓展创造有利条件。
4.优化发展生态，夯实人才支撑根基。一是健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优化融资环境、简化审批流程、完善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聚焦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融合需求，加强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三是完善高端人才引进、评价和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投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线上线下服务协同的生态系统，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发展合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服务商”的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跨越，更是我们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战略主动。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试点经验为基石，以数字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支撑，以开放合作为路径，统筹推进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让“中国服务”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