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井贤栋建议，当新的产品与服务可能与现行监管规定抵触时，允许采用‘沙箱测试’，在一定范围内试点。事实上，近期英国FCA和新加坡金管局都通过了“沙箱(Sandbox)机制”来支持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

　　对Fintech(“金融科技”)到底应该怎么管？

　　先来听听业者的心声。

　　在7月10日于北京举行的第一界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中国最大互联网金融集团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的建议，在坚持原则性监管和底线监管的同时，应采取包容性监管，为行业的未来创新发展预留空间，这样可以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让创新更好地促进普惠金融和新经济的发展。

　　从宏观的角度看，每当有新的主流技术产生的时候，都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脱颖而出，当下，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逐渐成熟，由此带来金融科技、移动金融的蓬勃发展，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创业者们在这方面衔枚疾进，一些优秀企业已成为了全球执牛耳者。

　　前几天，我见到了美国区块链创业企业Circle的创始人杰里米·阿莱尔，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在美国炙手可热的连续创业者，竟也非常羡慕国内像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移动金融产品，事实上，他们也在以我们为师。这说明，在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种脉冲式的发展，当然与中国过去金融压抑的生态有关，但近几年来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包容性监管”，也起了很大作用。

　　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一国维持长期稳定繁荣的关键在于不断有新经济的产生，而新经济的产生，最终是要靠好的制度。上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罕见的相遇，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亿万中国人摆脱贫困；上一个十五年，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经济，外需和投资继续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间，互联网的兴起，又使得像BAT这样的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

　　回顾此番中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弯道超车。我们不可忽略以下关键时刻，2010年，非金融机构支付许可证的放开，让中国的民营机构，第一次名正言顺的进入了金融行业，2013年以后，互联网金融热度持续升温，各种新技术下的金融业态层出不穷，此时监管机构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一棒子打死，而是采取了包容态度，让创业者们有了发展的时机。

　　“包容性”监管并不意味着放任。用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说，创新要对金融规则有敬畏之心。

　　在一些优秀的联网金融公司发展和壮大之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拉大旗作虎皮”的所谓“创业者”，用各种金融创新的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让很多老百姓(603883,股吧)辛苦积累打了水漂。

　　装睡的人叫不醒。业者最担忧的是“劣币驱逐良币”。井贤栋说，对于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人，应该严格整顿，铲除害群之马。

　　鱼龙混杂之际需要用监管的力量激浊扬清。这时，监管者也会展现金刚怒目的一面。此间最权威的表态来自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6月24日他与IMF总裁拉加德的谈话中，周小川指出，“我们鼓励互联网公司发展，但当它们开展金融业务时，在当前的情况下，它们需要遵守现有规则”。

　　遵守现有的规则，就是要拿牌照，就是要按照金融的标准去监管合规。

　　2016年是互联网金融的整顿年，自上而下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将去伪存真，进一步夯实行业的发展基础，但整治不是目的，整治之后配套的规范与引导措施，才能形成制度，好的制度才能在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方面巩固中国既有的、得来不易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当监管的天平从包容与发展逐步转向规范与整顿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包容性监管”在新时期的意义、内涵和具体做法。

　　笔者认为，针对金融科技企业，可以特设许可等方式允许创新突破，将监管重点从事前转为事中事后。对可能与现行监管规定不一致的创新，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当然，这种对创新容忍度的提升，是应在奖优罚劣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会形成正向激励，让锐意进取、优秀合规的金融科技企业更上一层楼。

　　井贤栋建议，当新的产品与服务可能与现行监管规定抵触时，允许采用‘沙箱测试’，在一定范围内试点。事实上，近期英国FCA和新加坡金管局都通过了“沙箱(Sandbox)机制”来支持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

　　沙箱(沙盘)测试是一个网络编程用语。沙箱(沙盘)，即是一个虚拟系统程序，允许用户在沙箱(沙盘)环境中运行浏览器或其他程序，因此运行所产生的变化可以随后删除。它创造了一个类似沙盒的独立作业环境，在其内部运行的程序并不能对硬盘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其为一个独立的虚拟环境，可用以测试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或上网行为。

　　简言之，就是将试点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错了，就汲取经验，推倒重来。对了，却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实，这对于我们并不陌生。这就好像包产到户时小岗村1978年十八位村民立下的“生死状”，就好像改革开放时的80年代初划定的五个经济特区。（来源：央行观察；编选：网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