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春节跟往常大不相同。纵观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外疫情屡见不鲜。我们梳理了1918年以来11次全球大的疫情，其中包括过去100多年最严重的大流感，被世卫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4次疫情，以及对我国影响较大的SARS。我们总结出了历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推出的短期应对措施和结构性政策。

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即便最严重的1918年大流感导致了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死亡（全球1/3人口感染，美国0.6%人口死亡），经济增速也在疫情消退后，重回了潜在增长趋势。随着管控能力的增强、国际协作的加深、重视程度的提升、医学的快速发展，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似乎趋势性减弱，其中管控能力越强的国家，疫情的冲击似乎越弱。

在一次次应对和改革中，疫情地区的政府逐渐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政策框架。对于短期的应对政策，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形势判断和管控；及时的隔离可以管控疫情的传播、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短期财政的增支减收以及信贷政策往往更有针对性（比如对冲击较大的行业减税降费，对医疗设备增加开支和信贷支持，公费治疗等）；而货币的宽松程度则更多由大的经济周期所决定。

对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搭建疫情风险评估工具和框架；完善监控体系，增强公众的防控意识；鼓励制药企业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并提升生产能力；增加药品的储备；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医疗基础设施供给，都为疫情的预防和应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一次次的疫情除了促进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决策机制的发展，也促进了众多行业的变革。“非典”促进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信息网络、医药健康等行业的发展。而09年的大流感后美国“自我保健运动”潮提升了非处方药的需求、减轻了公共医疗负担。13年和16年的禽流感则带动了冷链物流、电商生鲜、规模化养殖的崛起。而这一次，新零售电商、视频网站、在线教育、大数据等或迎来新的机遇。

正文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春节跟往常大不相同。这一新型的冠状病毒，与SARS、MERS 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2019-nCoV。病毒虽新，但太阳底下无新事，纵观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大的流行性疫情屡见不鲜，我们梳理了1918年以来11次全球大的疫情，其中包括过去100多年最严重的大流感，被世卫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4次疫情，以及对我国影响较大的SARS，以期总结出历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社会的变革以及政府推出的短期和结构性应对举措。

1、1918年大流感

1.1、背景

1918年的大流感是美国最近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它是由具有禽源基因的H1N1病毒引起的。尽管目前尚无关于该病毒起源的共识，但它在1918-1919年间遍及全球。据估计，全球约有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感染了这种病毒，死亡人数约为5000万-1亿，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0.6%左右。

在美国，大流感的死亡率呈“W”型分布，5岁以下、20-40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死亡率很高。这是1918年大流感的独特特征。当时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因此全世界的控制工作仅限于非药物的干预措施，例如隔离、检疫、倡导良好的个人卫生、使用消毒剂、以及减少公共聚会等。

1.2、经济影响

由于年代久远，数据缺失，我们只能从一些报道和文献中寻找大流感对经济的影响。以下报道来自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和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

孟菲斯街铁路部门共400多人，124人无法上班，铁路服务受阻。坎伯兰电话公司100多个接线员缺席，必须关停部分电话服务。

田纳西州煤矿产量减少50%，某个有500人的煤田，只有2%的人是健康的。

工业厂房运转压力增加，因许多人被军队征用，工人缺乏现象严重。

小石城的商业活动已经下降了40%，零售杂货业务减少了三分之一。唯一受益的行业就是医药铺。

小石城的商业每天亏损1万美元（折合2006年13万美元），一家日均营业额在1.5万美元（折合2006年20万美元）的百货公司，业务已经减半。

由于人们需要在家卧床治疗，对床和床垫的需求迅速增加。医生报告他们太忙了，每天有大量病人需要处理，无法顾及其他的事务。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1918年的大流感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许多企业，特别是那些服务和娱乐场行业，收入下滑超过10%。但那些从事保健产品的行业，收入有所上升。大流感造成短期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升，但这并不能抵消工人缺席和需求下滑带来的经济损失。

长期来看，大流感导致大量劳动力死亡（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死亡），降低人力资本积累。那些在大流感时期出生的人，也被发现在几十年后表现出更低的效率。不过，也有研究显示，流感过后经济迅速回归潜在增长趋势。还有研究显示，大流感甚至会提高长期人均GDP增长率，但这一发现主要是通过人口下降而实现的。

2、1957-1958年“亚洲流感”

2.1、背景

在1957年2月首先发生于中国西部，病原体为称为甲2型的H2N2，流感4月在香港流行，经香港传播至日本和东南亚，接着传到印度、希腊、瑞典、和中东诸国。5-6月，流感传播到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洲，截至6月底，已有20个国家报告了这一病情。9月初，H2N2病毒再度传回日本和北美等地。12月，第二波“亚洲流感”又在中国大陆开始传播，这一波的主要受害者在乡村及小城镇。

接下来的3年（1958年-1960年），随着人体内H2N2病毒特异性抗体水平逐渐增长，也由于病毒本身毒力减弱，人群中对此流感病毒的感染率逐渐降低。亚洲流感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最终结束。

“亚洲流感”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估计约为0.67%。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此次“亚洲流感”大约导致世界范围内约200万人死亡[2]。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统计，美国死亡人数估计在116,000人左右[3]。

2.2、经济影响

“亚洲流感”恰逢1958-59年的全球大衰退，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战后脆弱的需求与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展的矛盾，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与紧缩的扰动，形成了战后每隔若干年来一次的衰退。而美国为抑制前期经济过热采取的货币紧缩，以及债务上限争论后的财政紧缩是58-59年经济衰退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实际GDP同比从57年三季度的3.1%下滑到了58年一季度的-2.9%，失业率从57年8月的4.1%上升到58年7月的7.5%，但美国通胀一直在上升，食品通胀尤为明显。美国的衰退也蔓延到欧洲和日本等地，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开始下行，失业率上升，成为全球范围的衰退。相对经济表现，美国的股市自1957年7月到1957年12月持续下行，但是在1958年初就回到了上升的轨迹。

但相对于总体的经济衰退，“亚洲流感”更多是推波助澜，而且是短暂的。据Henderson、Courtney等（2009）估算，在亚洲流感的高峰期，美国的旷工率在3%-8%[4]之间，流感高峰期造成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约1%[5]。流感消退后，伴随着新一轮的刺激政策，经济复苏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亚洲流感”对中国亦有负面影响，但较短暂。1957年中国的实际GDP同比从1956年的15%下降到5.1%，其中第二产业下滑最多（从34.5%下滑到4.4%），社消从17.5%下滑到2.9%，但是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出现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相比，经济波动较小。

2.3、短期应对政策

美国方面，适逢衰退，美联储于1957年8月开始到1958年8月持续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3.5%降低到0.5%附近，应对美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中国方面，流感蔓延正好赶上“大跃进”时期，财政赤字大增。

2.4、中长期结构性改革

1957-1958年的“亚洲流感”大流行期间，对于流感的应对主要是积极隔离传染源、研发疫苗。一些国家实施了隔离疾病传播的措施，例如关闭收容所和托儿所、禁止公众集会、学校停课。后期研究表明，在流感爆发期间，停课与6-12岁儿童病毒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和医疗保健利用率的显著降低有关。[6]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首次实施了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在1957年2月新型流感（H2N2）病毒开始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传播时提供预警。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与设在伦敦的流感研究中心也建立了联系，从墨尔本到华盛顿的研究人员能够在病毒出现后不久对其进行研究。

这也是研究免疫幼稚人群对流感疫苗接种运动的反应的首次机会。确定了病原体后疫苗在西方国家开发出来，美国在1957年8月就已经生产出应对此次大流行的流感疫苗。但疫苗生产的覆盖率不足，到10月中旬美国大流行高峰时，生产的大约6000万剂疫苗中，只有不到一半已交付，而抗病毒药物尚待开发。

不过，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当时在中国仍较缺乏，故而主要采取隔离传染源、加强卫生宣教、使用中医药预防和治疗，以期达到减少发病和死亡的目的。

3、1968-1969年“香港流感”

3.1、背景

1968年7月香港爆发流感，并通过香港发达的空中交通而广泛传播，因而称为“香港流感”， 8至9月间传入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导致全球大流感。

1968 年“香港流感”大流行出现两个流行波。美国和加拿大所在的北美洲在第一个流行波时情况比较严重, 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而欧洲和亚洲流行模式正好与此相反, 在第一个流行波时欧洲和亚洲的流行范围很小, 散在分布, 死亡率低。在第二个流行波时欧洲和亚洲才真正开始流行, 人群死亡率显著增高。[7]

那次流感的致死人数约为50万至200万人，其中中国香港报告了4-6万个病例，占其人口总数的15%，美国有3.4万人因感染死亡，英国有3万死亡病例。[8]

在中国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68年7至9月份，从香港地区、广东省开始；到1970年6至12月出现第二次高峰期，表现为在南方是夏季流行，在北方是冬季流行。从国家流感中心收集到的来自广东、四川、上海、北京、哈尔滨和青岛市流感监测点的报告来看，1968年的流感活动最为强烈，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影响 。[9]

3.2、经济影响

在美国，1968 年“香港流感”同样适逢美国经济衰退，但流感对经济的冲击较为短暂。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而流感中高等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停工对经济产生了一些直接冲击。美国不变价GDP同比自1968年6月起开始走弱，直至1970年年末，从5.5%降低到-0.2%。但在感染率下降后，经济迅速复苏。英国GDP情况与美国相似，增速从1968年9月下行至1960年年中，英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未明显受到影响，食品CPI在疫情期间先升后降。

流感适逢衰退，同期美国资本市场表现不佳，美国标普指数自1969年中至1970年年中持续走低；日经指数在1970年4月暴跌，后低位波动，并于1980年初开始回升。

流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似乎较短暂。分产业看，1970年的第三产业或受疫情影响，同比出现下滑。但是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国内环境特殊，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难衡量。从消费上看，1970年的消费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影响并不严重，到1971年消费情况就得到了恢复。

3.3、短期应对政策

美国方面，1970-71年受经济衰退影响，美联储多次降息，逐步将联邦基础利率从9%的高水平降低到3%左右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而在1957年“亚洲流感”和1968年“香港流感”之间公共卫生干预策略和医学科学的进展相对缓慢。当“香港流感”刚发生时，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行动主要集中于有针对性的监测和调查，主要判断该病毒是否有可能引发大流行。所以在大多数国家，直到大流行达到顶峰之后才有疫苗可用。但美国反应相对较快，不过住院人数的激增在一些地区造成了问题，相对于1970-71年，1968-69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超额住院率为150%，医院的床位容量没有充分增加以跟上人口增长率的步伐。当发现人类感染新型甲型流感的病例越来越多，各国的公共卫生行动将重点放在控制疫情爆发上，包括治疗病人、使用适当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例如关闭学校和托儿所、进行隔离）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药物（例如抗病毒药物、疫苗） 。[10]

中国方面的政策应对与1957年亚洲流感区别不大，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仍然较少，依旧采取隔离传染源、加强卫生宣教、使用中医药预防和治疗等方式来应对此次流感。等流感流行趋势衰退后，各国开始逐步放开之前的管控措施，经济也很快恢复了。

4、2003年“非典”

4.1、背景

2002年11月16日，首例“非典”出现于广东省，截至2003年2月9日，广东省共发现“非典”病例305例。而后，“非典”迅速扩散到全国其余地区，截至2003年3月底，中国内地806人患病，中国香港地区530人患病，中国台湾地区10人患病。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着手研究“非典”防治工作。4-5月，“非典”人数呈现迅速增长，两个月内全国患病人数新增6000多人，广东和北京为重灾区。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北京、广东省、山西省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列为疫区。“非典”期间共确诊病例8096例，死亡率9%[11]。

6月份开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数趋于稳定。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非典”疫情基本结束。

4.2、“非典”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在《当年“非典”影响几何？——2003年疫情影响复盘》[12]和《疫情短期影响越大，经济来日反弹越多——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影响》[13]分析了非典对经济的冲击。

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短时间内下跌，但随疫情解除，经济增长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导致“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三大产业中，拖累最大的是第三产业，由于人们避免去人流密集场所，旅游、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业受疫情冲击较大、损失较多。三驾马车中，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其中服装、金银珠宝类在2003年5月一度同比转负，而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在4-5月增速跳升，对投资的影响有限，疫情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非典”疫情引起股市短暂下跌，但扰动消失较快；对债市影响也较为短暂。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下跌较快，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4.3、短期应对政策

2003年4月开始，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连续5周讨论非典防治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抓紧出台汽车产业和消费政策，规范和改善电信、互联网业务的消费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等、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予以必要扶持等。

4.4、中长期结构性政策

由于多年以来我国对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视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预防、监控、预警等方面存在问题，“非典”危机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积弊的后果显现，而在“非典”过后，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进行反思，加强制度创新，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4]

加强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建立应急处理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有关政府及其部门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对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以疾病预防控制和农村为重点，加强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制定并组织实施《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信息体系建设规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2006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设置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国务院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总值班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这些机构的设置，都说明了我国在“非典”事件之后，应急处理机制的不断完善。

健全政策法规，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网络化建设。《2003-2010年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信息及信息系统安全是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保障；要以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把制订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规章制度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市场进行具体运作，防止因个别人决策和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在“非典”事件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等区域性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研究和投入，并推动了包括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与决策系统、医疗救治信息系统以及卫生监督执法信息系统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

4.5、社会变革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也引发了对于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反思，从而促成了多项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

促进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进一步完善。“非典”是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非典”事件促使我国开始重建和完善原本基础相对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以及各省市的“非典”救治中心，所有医院都开设了发热门诊，同时采购了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这为之后医疗条件的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和舆论环境。“非典”发生后，政府也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报告》显示，我国自“非典”后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15]。

信息透明成为公共决策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典”初期，部分地方官员对“非典”未及时上报，给疫情的及时控制带来了负面影响。在“非典”过后，我国政府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官员问责制的启动对责任官员起到了较大的约束和震慑作用，此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也不断上升，政府信息变得越来越公开化和透明化[16]。

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得到促进。由于隔离等防疫措施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广。“非典”期间，由于部分城市的中小学校停课，教育部门开办了“线上课堂”，学生们在家中运用网络能够照常学习知识。较为封闭的环境也促使人们转向网上购物。阿里巴巴发言人在2003年6月的发言中表示，在2001年和2002年间，每日发布的新增商业机会数据只有3000条左右，而从2003年3月开始该数据达到9000至1.2万条，较上年增长了3倍。“非典”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当时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网购市场。

公众对现金的抵触促进了电子结算的进步。由于现金可能带有各种细菌和病毒，是传播疾病的一个途径，在“非典”期间，央行加大了对银行卡的宣传力度，提升了居民使用银行卡的意识[17]。使用银行卡不仅简化了收款手续，节约了社会劳动力，也推动了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之后为阿里支付、微信支付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医药、科技、健康等产业政策受到扶持。“非典”期间，部分行业受到疫情冲击较大，如旅游和一般消费等，而如医药、消毒产品、自行车、家电等需求快速增长。因此在“非典”之后，国家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扶持生物医药、科技教育、环境治理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5、2009年H1N1流感

5.1、背景

2009年4月美国爆发了新型H1N1流感，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估计，在病毒传播的第一年，美国有6080万例感染，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此处均为模型估算数字）。全球范围内，因H1N1而失去生命的人数在15至58万人之间。

自2009年4月发现新型H1N1病毒以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很快将其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WHO），后者在评估后宣布此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美国政府也很快宣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开始释放25%的战略储备药品，用于保护和治疗流感（表2）。4-10月，美国前后经历了两波感染高发季，部分学校被迫停课。10月，美国政府开始投放疫苗，疫情逐渐好转。到2010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结束。

5.2、经济影响

2009年，美国经济正处在次贷危机后的低谷期。一季度，部分经济指标开始回暖，4月H1N1疫情爆发后，制造业、非制造业PMI继续上行，新增就业继续改善。疫情高发期每周工作时间有所下降，但这更像是前期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而非疫情所致。总体来看，流感对企业开工和就业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从GDP增速来看，2009年2季度并未出现异常波动，但消费分项有所下滑，或表明疫情对消费需求是有影响的。不过，3季度消费出现显著反弹，表明疫情的影响是比较短暂的。

在疫情期间，消费者信心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通胀的表现也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美国历史上曾多次经历流感有关，比如1918年的大流感、1957-58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这些经历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美国政府和居民对流感的认识，也加强了准备和预防措施。当流感袭来时，整个社会能够从容应对。

股市方面，标普500指数于2009年3月见底，随后开始上升。4月疫情爆发初期美股并未反应，直到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提高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等级，美股才有所回调，但一个月后又重新上涨。债市方面，疫情初期利率上行，6月后开始区间震荡。总体来看，短期内疫情对资本市场或有影响，但没有证据显示疫情改变了资产价格的长期走势。

5.3、短期政策应对

为了应对疫情，美国政府采取了部分隔离的措施。一旦学校有确诊H1N1病例将会被关闭至少14天，截止到2009年4月30日共计433所学校被关闭。尽管H1N1流感首先在墨西哥爆发，美国没有采取关闭墨西哥边境的措施，但主要的航空公司均减少了美国-墨西哥航线。此外，美国政府发放了1200万疗程的抗病毒药品到疫情严重的州，并从10月开始全范围内进行疫苗接种，特定人群如孕妇小孩老人优先接种疫苗。预约接种人数多达2亿多人。

经济方面，H1N1流感爆发之际正值美国经济处于危机后的低谷，政策环境较松。财政方面，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大幅增加赤字，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帮助债务负担过重的家庭度过难关。货币方面，美联储将政策利率下调至零，同时开启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5.4、中长期结构性政策

历史上美国经常受到流感影响。根据美国国会的估计，严重的流感（参数类似于1918年）或导致美国GDP下降5%，这一影响大于二战后美国经济衰退的平均程度。轻一些的流感（参数类似于1957、1968年）或导致美国GDP下降1.5%。因此，美国政府和国会认为有必要对流感提前预防，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们更强调事前准备，而不是事后弥补。

2005年，国会曾专项拨款支持政府制定的“抗击流行性感冒计划”，形成了大流行阶段框架、流感风险评估工具、大流行严重程度评估框架等体系，投入资金中95%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大幅提升疫苗的生产能力，目标是在流感爆发后6个月内能生产出满足全部3亿美国人需求的疫苗；

增加药品的储备，对提前购买抗流感药品给予补贴；

鼓励制药企业研发新的抗流感药物，给予他们法律上的保护；

专项资金支持州和地方政府的预防工作，这是因为防控流感的大部分责任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

增加医疗基础设施供给，提升医疗机构服务大规模人群的能力；

完善监控体系，增强公众的防控意识，加强宣传和知识普及。

5.5、社会变革

H1N1流感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流感的认识以及对医疗体系和药物使用的反思。流感过后美国掀起了一股“自我保健运动”，民众更愿意使用非处方药应对轻、中度的感冒症状，而不是盲目去医院就诊。这导致对非处方药的需求增加，而公共医疗的开支负担下降。流感也引发社会对抗生素药品滥用的反思。一些研究显示，美国每年因为错误使用抗生素应对流感造成近2000亿美元的成本。在这之后，美国人对抗生素药品的使用也更加谨慎了。

6、2015-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Zika）

6.1、背景

寨卡病毒是一种主要由伊蚊传播的病毒性疾病（也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与携带登革热、黄热病、基孔肯雅热和裂谷热病毒的蚊虫为同一传病媒介，潜伏期3-12天，临床主要表现斑丘疹、发热、关节/肌肉酸痛等。目前尚无有效疫苗预防寨卡病毒感染，主要预防措施为防蚊控蚊和提高个人防护意识。

寨卡病毒于1947 年在非洲东部被发现，60年代和70年代在非洲西部和亚洲小规模爆发，2007年在波利尼西亚引发疫情。2015年5月巴西发现寨卡病毒感染疫情，并开始在本国及美洲国家大规模暴发流行，并不断蔓延至全球59个国家。2016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寨卡病毒及其引发的神经系统病变”构成PHEIC。从疫情开始到被宣布PHEIC的8个月里，巴西已发现近150万起感染病例，此外有超过4000例感染孕妇分娩了小头畸形儿。研究表明，巴西密集出现的新生儿小头症病例和其他神经系统病变可能与寨卡病毒存在密切关系。

6.2、经济影响

2015-2016年巴西经济增速大幅滑坡，消费和投资尤其受到较大影响，但一定程度与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关。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以及寨卡病毒疫情的控制，巴西经济逐步企稳回升，而2016年奥运会如期在巴西里约举行，游客量回升，带动其进出口项目改善。

6.3、短期应对政策

由于寨卡病毒传播媒介主要为伊蚊，人际传播较少发生，因此应对措施也比较简单有效。2016年2月巴西掀起轰轰烈烈的灭蚊行动，并加大相关财政支出。巴西此前对饮用水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不够，此次疫情的爆发使得巴西公共卫生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到2016年7月，巴西便宣布每日新增疑似病例从未超过150人，当年11月世界组织宣布解除寨卡病毒的PHEIC警告。

6.4、中长期改革

疫情也显露了巴西政府及卫生部门的疫情应对能力以及与国际合作方面有待改进。巴西于2015年5月发生首例寨卡病毒，但于11月才正式确定伊蚊是寨卡病毒的主要传播者。同时2016年2月联合国和美国卫生部官员表示，巴西一直未提供足够的寨卡样本和疾病数据，阻碍了国际社会研究寨卡病毒的进程，相关数据的缺失影响了有关方面研制试剂、药物和疫苗的努力。不过此后巴西与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对寨卡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7、2016-2017年H7N9禽流感

7.1、背景

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人感染H7N9是由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中重症肺炎病例常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甚至导致死亡。

自2013年3月31日首例人感染H7N9病例公布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5轮H7N9的季节性流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全国共有1447例人感染H7N9确诊病例，其中548例死亡。截至2017年3月31日，第五轮流行总共已经出现了562例病例，其中229例死亡。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划分，第五次疫情持续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一共报告了776个病例。在截至2017年底的五轮疫情期间，约39%的确诊患有H7N9病毒感染的人死亡。

7.2、经济影响

中国的第五轮H7N9禽流感疫情未对整体的经济增长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受需求端地产、基建与信贷刺激的影响，叠加供给侧改革，实际GDP同比增速从2016年3季度的6.8%升到了2017年2季度的7%，一、二、三产业增速平稳或微升。

具体来看，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受疫情影响如下：

消费和投资并未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疫情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在10.3%左右徘徊，较为强劲，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2017年上半年快速上升，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均有提速。

受全球回暖共振，以及国内供给侧改革增加大宗进口需求影响，进出口同比增速2016年至2017年1季度趋势改善。

2016年底2017年初CPI同比出现短暂下调，但主要由食品CPI下行造成。

7.3、政策应对

此次中国的甲型H7N9禽流感疫情已经是第五轮疫情了，早在2013年第三次H7N9疫情爆发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就已经发布了十大关于H7N9病毒流感大流行的应对技巧，包括了解疫情情况、进行疫苗研发、做好行政准备等多个方面[18]。

而这次疫情发生在“非典”十年之后，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已出台并多次修订，疫情的应对无论是从信息公开、疫情监测警报，还是疫苗研发、跨部门合作联合督导、救助措施上，都更加成熟。上海市最早发现禽流感疫情后及时公布病例与接触人数。卫生部在13年4月即发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广东等省还设立“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及医疗救助基金”，用于防控工作和救助困难染病患者。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协同农业、工商、食品和药品管理等部门联合督导江苏、浙江、安徽和广东省疫情防控。江苏、浙江、广东和安徽等多省暂时关闭活禽市场或加强管制。

7.4、社会变革

冷链物流和电商生鲜异军突起。从2013年开始的禽流感令不少地区暂停活禽交易，同时卫计委指出H7N9禽流感主要是通过活禽感染，提倡改变禽类的销售和食用模式，尽量采用冰鲜鸡方式。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7项涉及冷链物流。2014年底珠三角各市推进“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冷鲜鸡市场开始发展，全球最大的冷鲜鸡供应商泰森在国内线上开店，并启动鸡肉产品二维码安全追溯系统。2013年以来，电商也加大力度布局生鲜食品，冷链物流大发展，顺丰优选、天猫、京东、苏宁易购都大力进军这一电商的蓝海市场。[19]

家禽养殖也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向规模化饲养、以及养殖和屠宰一体化方向发展。我国禽类养殖长期以万只以下的中小养殖户为主，“小规模、大群体”的产业特征突出，发展过程中存在产能过剩、育雏能力偏弱、深加工能力不强等问题，而禽流感促使禽养殖行业向到规模化、良种化、专业化、设施化方向发展[20]。家禽养殖业的全产业链化运营也成为大势所趋。

8、2014和2018年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其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感染者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病毒潜伏期可达2至21天，但通常只有5天至10天。

埃博拉出血热目前为止主要呈现地方性流行，局限在中非热带雨林和东南非洲热带大草原。非洲以外地区偶有病例报道，均属于输入性或实验室意外感染，未发现有埃博拉出血热流行。

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埃博拉病毒可能不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此期间接触病人甚至可能不会受感染。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并且未有证据显示病毒出现变异。此前所有埃博拉病例都由直接接触出现症状的患者所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是与患者体液直接密切接触，其中患者的血液、排泄物、呕吐物感染性最强，在患者的乳汁、尿液、精液中也能发现病毒，唾液与眼泪有一定的传染风险，不过在患者汗液样本中从未检测出完整的活体病毒。

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设备和卫生训练，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现代化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的贫困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下，控制疾病的仅有措施是：禁止共享针头，在严格消毒情况下也不能重复使用针头；隔离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依照严格的规程，使用一次性口罩、手套、护目镜和防护服。

8.1、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8.1.1、背景

2014年2月，西非地区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主要集中爆发于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2016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结束。最终感染人数为28646人，包括11324例死亡，死亡率为40%（表3）。

8.1.2、经济影响

尽管西非三国都是属于世界上经济不发达国家，且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受内战困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表4），但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爆发对于三国的经济仍然是一次重创。世界银行估算此次的瘟疫爆发对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总体影响约为28亿美元（几内亚为6亿美元，利比里亚为3亿美元，塞拉利昂为19亿美元）。

从实际数据上来看，西非三国在遭受埃博拉疫情之后GDP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对较为短暂。其中塞拉利昂2015年GDP大幅负增长，2016年增速转正；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所下滑，2014年几内亚甚至遭遇了外资流出，但2016年后开始反弹。由世界银行出资用于连接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公路项目被迫中止，承包项目的中国企业撤出了工人。

埃博拉疫情对交运、旅游、农业和采矿业的影响尤为突出。根据《非洲经济简报》，贸易和交运的收入由于当时的锁国政策下降大约43%。埃博拉疫情的爆发阻止了游客对于非洲的选择，根据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的数据，在疫情爆发期间，前往整个非洲大陆的游客下降约50%。西非三国的农业生产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埃博拉疫情主要影响了农产品向消费区的运输，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由于出行限制和工人流失，埃博拉疫情导致采矿活动减少。力拓公司一个200亿美元的铁矿项目由于疫情影响而被终止。

8.1.3、短期应对政策

埃博拉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病毒致死率之高迫使相关疫情国政府不得不快速出台相关短期应对政策。与此同时，非洲地区大规模疫情的爆发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世界组织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防疫、财政支援政策来协助西非三国抵抗疫情（表5）。

8.1.4、中长期结构性政策

自埃博拉病毒在2014大规模爆发之后，世卫组织早期对埃博拉疫情处理进展的低效和缓慢也受到了一些批评[21]。造成这种初期响应不佳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疫情响应的预算在两年内减少了50%以上，相应的具有相关经验的工作人员也流失了；短期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意外的重大应对行动的费用；世卫组织内部的决策流程复杂，使快速的协调和决策变得困难。为此联合国成立了特派团，取代世卫组织进行对抗疫情的协调工作。由此世卫组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改革（表6）。

8.1.5、社会变革

西非地区原本传统而落后的殡葬方式因埃博拉疫情得到重视，并发生改变。殡葬活动在西非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接触尸体的葬礼模式造成了体液传播，推动了疾病的蔓延，在乌干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3年爆发期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许多人都可能在执行类似的埋葬仪式的过程中感染了这种病毒[22]。在这种背景下，WHO制定了指导方针，规定了如何处理和随后掩埋埃博拉受害者的尸体[23]，但火葬的方式仍然难以被居民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领袖则以类似的方式分别借鉴《圣经》和《古兰经》中所描述的殡葬方式，鼓励民众更换殡葬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传染病扩散。

8.2、2018年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毒疫情

8.2.1、背景

2018年5月8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确认该国西北部出现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导致至少17人死亡。2018年7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此次共报告53例埃博拉出血热病例，其中29例死亡，6月12日后未再发现新增确诊病例。而2018年8月5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再次发生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9月6日通报，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0轮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共报告埃博拉病毒病例3411例，其中死亡2237例，另有489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2019年7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毒病的紧急委员会会议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8.2.2、经济影响

由于受到病毒感染的区域被隔离，从而阻断了贸易并减少了贸易商的数量，因此市场交易可能会受到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埃博拉疫情中最受影响的可能是其采矿业，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最大的铜和钴生产国之一，其出口的约80%来自钴、精炼铜、铜矿石、钴矿石、氧化钴和氢氧化物的销售。采矿业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沿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界（包括埃博拉感染地区）有多达2600个手工采矿场，随着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的人数增加、工人数量的减少以及旅行和贸易的限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业收入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在区域贸易方面，每天估计有50000人从卢旺达过境，主要是妇女出售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在2019年8月1日边境贸易短暂中断期间，一公斤肉的价格从2400卢旺达法郎降至1500卢旺达法郎。而在乌干达，2019年6月11日，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入乌干达的三人对埃博拉病毒呈阳性反应，在21天的检测之后，乌干达没有新的病例。乌干达关闭传输链的迅速反应表明，有了适当的监督，就无需限制中断市场准入的边界。

受埃博拉病毒疫情影响的两个省北基伍省和伊图里省已经因为冲突和内乱而损失了大量农业生产。例如在伊图里省，由于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农户连续损失了三季收成。虽然埃博拉对受灾地区的粮食安全影响十分有限，但由于该流行病持续恶化且人民的生计受到限制，已经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家庭现在面临购买力和经济实力下降的问题。即使没有边界限制，埃博拉疫情也有可能在短期和中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农牧活动造成有害影响。

8.2.3、短期应对政策

尽管以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病毒，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和世界组织在报告了第一批可疑病例之后就迅速做出了反应。虽然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并处于持续的不安全状况，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向疫区输入人员、设备和物资，监测和报告病例，追踪接触者，建立实验室，预防及控制感染，给接触者接种疫苗，筛查邻国相邻的流动人口。由于现有卫生机构的局限性以及处理可疑和确诊埃博拉病例的感染风险性，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专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由卫生部、世卫组织以及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参与。在疫情的后期，建立了“转运埃博拉治疗中心”的网络，使设施更接近遥远的社区。为了使蔓延到邻国的风险降到最低，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许多边境口岸都建立了检查站，筛选包括温度检测，这样的检测进行了超过200万次。

2019年7月26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际紧急状态后，沙特阿拉伯停止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放签证。8月1日，卢旺达关闭了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戈马市边境。

9、2012和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9.1、2012年中东地区的MERS

9.1.1、背景

2012年6月，首例MERS病例出现于沙特阿拉伯，并在随后数年持续传播，于2014年爆发，当年共计649例病例。截至2015年5月10日，沙特确诊MERS病例累计976例，其中死亡376例，中东地区总计1090例。中东地区确诊病例占世界MERS总病例95%以上，为世界主要疫区。沙特MERS疫情有两次集中爆发。首次为2014年4、5月。在2015年春季经历了短暂的平静后，于5至8月再次迎来小爆发。其中发生多次医院内部疫情扩散，包括部分其他疾病患者、探病亲友、医生、护士被感染。2015年沙特MERS疫情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并增加了MERS疫情的全球性扩散的风险。

根据世卫组织报告，沙特地区2016-2018年MERS疫情得到极大缓和。2016年和2017年报告病例分别为249例和234例，呈现持续减少趋势，较2015年（492例）下降较大。2018年报告MERS病例继续减少，仅为145例，疫情得到较大程度控制。然而2019年初，MERS疫情卷土重来，再次迎来爆发：1-4月报告确诊病例分别为17例、69例、39例、20例；后半年病例增加放缓。沙特2019全年共计确诊MERS病例203例，较2018年出现上升趋势，疫情呈现继续扩散态势，仍需关注。

9.1.2、经济影响

从沙特来看，MERS疫情开启后，沙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直到2013年经济一季度才见底。随着2014年4-5月疫情大规模爆发，二季度GDP同比增长再度大幅下滑，直到2015年一季度，然而应当指出，相较于MERS疫情因素，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腰斩与持续性低迷，以及美伊冲突升级对2014-2015年沙特经济持续走低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MERS对消费影响较大，对投资也造成一定影响。从消费来看，在MERS爆发的初期和集中爆发的两个时期，沙特的消费均呈现下滑态势。从投资来看，在疫情集中爆发期，2014年二季度与2015年二、三投资呈现稳中趋弱的态势，受到疫情的一定影响。而在两次集中爆发期之间，出现了一个投资峰值，更体现出疫情对企业投资生产情绪产生的影响。

从进出口看，疫情期间沙特进出口增速波动下行。二者的拐点共同出现在2014年年中。出口的拐点显然是国际油价暴跌所致，部分受到海关疫情监测限制影响；进口方面由于疫情的蔓延，沙特对医疗预防材料（尤其是抗生素、维他命、各类口罩）的需求大幅增长，且大部分来自进口，因此引起进口量的陡增。并且存在一定滞后现象，但其他类的进口在下滑。

从物价水平同比变动看，CPI呈现先升后降、稳中趋弱的态势，维持在2%-4%区间。从物价水平环比变动看，CPI环比变动较为稳定，月间存在一定的波动，总体趋稳趋弱；食品类波动较大，并在两次疫情集中爆发同期呈下降趋势，表明受到疫情一定影响。而在爆发集中期过后，尤其是在两次爆发期之间，消费回暖，投资旺盛，物价水平回升。

MERS对股市造成冲击。自2012年初至2014年前半年，沙特股市呈现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但在2014年二季度的MERS疫情集中爆发同期，股市稳中有升，而后出现小幅下滑，但未改变增长趋势，扰动消失较块。2015年5-8月的小爆发期呈现相似的影响机制，同期股市稳中有变，而较为明显的下滑出现在疫情爆发后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9.1.3、短期应对政策

自MERS病例于2012年6月首次被诊断，沙特政府即以高度戒备状态对待疫情。2014年4、5月，沙特MERS病例出现爆发，当局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见表7），对疫情进行控制。

沙特的疫情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疫情严格隔离及消毒、信息公开、对防控MERS的宣传运动等。自首例MERS病例出现，沙特即邀请世卫组织、美国、英国等国际知名防疫学和传染病专家到沙特帮助调查和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对接收MERS疑似患者的各家医疗机构实施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措施，将MERS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可能降到最低。另外，沙特卫生部网站每天都有MERS疫情变化的实时更新，政府对有关MERS疫情的信息公开透明，规定凡是发现MERS感染病例而不报告的医生要被判最长6个月监禁并处罚金10万里亚尔（约合16万元人民币），严重者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

沙特卫生部还在全民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有关防控MERS的宣传运动，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在报纸、电视、网络和公共场所刊登广告等形式提醒民众要保持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不和病患直接接触、与骆驼接触时要戴口罩等；沙特教育部在2000多所沙特中小学开展防控教育活动，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200字的有关MERS的小论文，内容包括MERS症状、预防措施和发病后应对措施等。

由于中东地区MERS疫情主要集中在沙特地区（超过90%），中东其他国家或地区受到疫情影响程度较轻，因而采取应对MERS疫情的措施较少，多为劝导本国居民避免前往麦加进行朝觐活动。

9.1.4、中长期结构政策

从沙特对MERS的中长期应对和改革措施来看，主要集中在医疗系统的建设（表8）。

9.2、2015年韩国爆发的MERS

9.2.1、背景

自2015年5月20日韩国确诊第一例MERS患者后，疫情在韩国迅速扩散，韩国感染人数很快增长并超过位于中东的阿联酋而成为世界第二大MERS发病国，仅次于2012年4月首次MERS病例发源地——沙特阿拉伯。韩国保健当局对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员采取了隔离措施或下达了隔离要求，单日被隔离数在2015年6月18日前不断增加，此后逐渐下降，7月4日后未再出现新的MERS患者，7月28日韩国政府表示MERS疫情事实上已经结束（依据WHO标准，12月23日MERS结束）。至此，韩国境内共计出现186例确诊案例，死亡人数为38人。

9.2.2、经济影响

从GDP的增长来看，在2015年5月疫情出现后，对二季度GDP整体造成一定冲击，但随着7月份之后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增长随即增长向好。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数据，MERS疫情导致2015年韩国GDP比预期值低0.2%～0.3%。

从消费来看，私人消费受到影响，MERS发生时，可以看到居民消费在第二季度的上涨较为明显。在5月20日韩国出现首例MERS传染者之后十天里，韩国电子购物网站Auction拍卖网上，口罩销量增长了709%，洗手液增长了147%；食品销量也同比大幅增加，金枪鱼罐头销量增加了60%，猪肉增加了97%，牛肉增加了79%，快餐、盒饭的销量分别增加了100%和50%，但在6月份后明显出现下滑，但政府购买增加，主要是医疗设施购买增加所致。从投资来看，影响也有限。

从进出口来看，韩国2015年二季度的出口同比增长为负，疫情的迅速蔓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韩国消费品的抵触和海关疫检升级对货品的滞压。但进口受到的影响有限。

从CPI来看，2015年6月至8月，CPI同比明显升高，疫情带来的通货膨胀或与日常消费品的需求大幅扩张有关，此外也受放松的货币政策所影响，但随着疫情结束，CPI恢复常态。

股市反应较为迅速，从5月开始，股指持续跌落，直至8月才开始回升，反映疫情扩散下投资者对投资市场前景的悲观预期，一方面与实体经济所受的冲击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受到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影响。

9.2.3、短期应对政策

受疫情影响，为稳定经济增长，韩国央行及财政部通过了降低基准利率（2015年6月基准利率低于5月0.25%），以及规模高达15万亿韩元（约合890亿元人民币）的增加财政预算、提供金融支援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与此同时，由于韩国政府前期隐瞒病情，造成疫情扩散，后公开道歉，并采取透明、隔离、诊治等一系列政策，如表9所示。

9.2.4、中长期结构性政策

MERS疫情在韩国结束后，韩国采取了一些了政策，包括放宽入境旅游方面的政策，同时提升疾病管理本部长的级别，并设定分管机构，提升统一管理和应对疫情的能力，同时加大对传染病的投入，并出台相关法案。

历次疫情的启示

通过对过去100年大疫情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即便在最严重的1918年大流感中导致了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死亡（全球1/3感染，美国0.6%人口死亡），经济增速也在疫情消退后，重回了潜在增长趋势。随着管控能力的增强、国际协作的加深、重视程度的提升、医学的快速发展，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趋势似乎减弱，其中管控能力越强的国家，疫情的冲击似乎越小。

同时，各国在一次次短期应对和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中，逐渐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政策框架。对于短期的应对政策，

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形势的判断和措施的及时采取。

及时的隔离可以管控疫情的传播、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

短期财政的增支减收以及信贷政策往往更有针对性（比如对疫情冲击较大的航空、旅游、餐饮减税费，对医疗设备增加开支、加大信贷，公费治疗等）。

而货币的宽松程度则更多由大的经济周期所决定。

对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完善监控体系，搭建疫情风险评估工具和框架。包括追踪现存病毒的突变，从而对每年的疫苗进行调整；查明已发生疫情的病毒起源，搜寻任何新的流行病毒出现的迹象。如果监控足够良好、交流足够开放、领导层足够果断，就有希望通过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等手段将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杀在起源地。

增强公众的防控意识，加强宣传和知识普及。

鼓励制药企业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给予法律保护和资金支持，同时支持企业大幅提升疫苗的生产能力，为突发疫情的到来储备产能。

增加药品的储备，并对提前购买抗病毒药品给予补贴。

财政预算中将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为重中之重。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增加医疗基础设施供给，提升医疗机构服务大规模人群的能力；充分发挥分级诊疗机制，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此外，一次次的疫情除了促进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决策机制的发展完善，也促进了很多产业的变革。“非典”促进了电子商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开启了电子支付结算的新时代，医药、健康产业也得到扶持。而09年的大流感后美国“自我保健运动”潮提升了非处方药的需求、减轻了公共医疗负担。13年和16年的禽流感则带动了冷链物流、电商生鲜、规模化养殖的大发展。而这一次，新零售电商（社区电商、线上药房、外卖等）、视频网站、在线教育、大数据等或都会迎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Thomas Garret.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mplication for a Modern-day Pandemic, 2007.

[2]隋竑弢,杨丽梅,王伟,辛丽,董丽波,黄维娟,隗合江,徐翠玲,郭元吉,李德新,舒跃龙.1957年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概述[J].病毒学报,2009,25(S1):27-32.  Patrick R. Saunders-Hastings *; Daniel Krewski.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Pandemic Influenza: Understanding Patterns of Emergenceand Transmission. 2016.

[3]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1957-1958-pandemic.html

[4]Henderson, D. Courtney, B. Inglesby, T. Toner, E. Nuzzo, J.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esponses to the1957–58 influenza pandemic. Biosecur. Bioterror. 2009, 7, 265–273

[5]Trotter, Y. Dunn, F. L. Drachmann, R. H. Asian influenz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Hyg. 1959, 70, 34–50.

[6]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security/ops/hsc-scen-3_pandemic-1957.htm

[7]Patrick R. Saunders-Hastings * ; Daniel Krewski.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Pandemic Influenza: Understanding Patterns of Emergenceand Transmission.

[8]Guan, Y. Yikaykrishna, D. Bahl, J. Zhu, H. Wang, J. Smith, G. J. The emergence of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es. Protein Cell 2010, 1, 9–13.

[9]袁帆,蓝雨,郭俊峰,李鑫婉,谭敏菊,郭元吉,李德新,舒跃龙.1968年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概述[J].病毒学报,2009,25(S1):33-35

[10]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national-strategy/index.html

[11]https://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4_04_21/en/

[12]张文朗，郭永斌，周子彭，邓巧锋，郑宇驰.《当年“非典”影响几何？——2003年疫情影响复盘》，2020年1月22日.

[13]张文朗，林小伟，黄文静，郭永斌，周子彭，邓巧锋，郑宇驰.《疫情短期影响越大，经济来日反弹越多——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影响》，2020年1月31日.

[14]来丽锋. “非典”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改善和发展[J]. 法制与社会, 2009(22): 204-205.

[15]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414541/1414541.htm

[16]http://hn.ifeng.com/zixun/detail_2013_03/06/618832_1.shtml [17]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3/Apr/321561.htm

[18]https://www.cdc.gov/flu/avianflu/h7n9-response-planning-tips.htm

[19]中国冷链产业网：冷鲜品将唱主角，冷链市场迎来新商机。2014年02月27日

[20]秦志伟. 蛋鸡产业：变革见证未来. 中国科学报. 2015年07月29日

[21]Josh Michaud. Jennifer Kates.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s: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U.S. Response Since 2014? [R] KFF,2018-08-14

[22]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09130/

[23]https://www.who.int/csr/disease/ebola/training/safe-burials/en/

（来源：格隆汇 文/张文朗 黄文静 郭永斌 周子彭 邓巧锋 刘政宁 郑宇驰；编选：网经社）